圖：香港吸引更多生物醫藥公司落戶，必須在規劃、藥物註冊及人才等方面作出配合。
內地CRO（臨床研究外包）服務巨頭藥明康德（02359）及旗下藥明生物（02269）7月下旬宣布將於新加坡建設研發和生產基地，未來十年各自投資約20億新加坡元（約112億港元）。前者計劃建造先進的實驗室和設施，後者則新建一體化CRDMO（合同研究、開發與生產）服務中心，一舉將新加坡變成藥明系公司全球研發和生產網絡的重要連接點。此舉是對新加坡作為全球生物製藥中心的認可，同時為香港生物科技發展帶來巨大挑戰。
據行內所知，藥明康德落戶新加坡之前，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探討在香港設置研發基地的可行性，如今看來是覺得新加坡比香港更適合，而令人憂慮的是這並非單一事例。在此之前，同樣在港交所掛牌的金斯瑞生物（01548）也選擇在新加坡設置生產研發基地，並於今年2月正式投產。香港本是藥明系的首選地，但與香港科學園長期談判後，最後覺得新加坡招商引資的條件更吸引、進取和靈活，亦沒有那麼多繁文縟節。
內地生物醫藥巨頭頻頻落地，反映新加坡在跨國藥企臨床研究及新藥研發方面已成為區域性中心。
根據新加坡經濟發展局資料顯示，全球十大藥廠中，目前大多在新加坡設立廠房，國際生物科技巨頭安進（Amgen）、默克（Merck）、葛蘭素史克（GlaxoSmithKline）、輝瑞（Pfizer）、諾華（Novartis）等更設立了區域總部或製造中心。反觀醫療水平處在亞洲前列、擁有雄厚生物科研實力的香港，近年得到特區政府支持，在基建、科研資金、融資及人才等領域進行投資。雖然也吸引了不少出色、優秀的生物科技初創公司落戶，但是在吸引大型藥企長遠投資方面，有些裹足不前。
論生物科技研發實力，香港在亞洲區數一數二，亦為全球首個地區所做的臨床測試數據同時獲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、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（FDA）和歐洲藥品管理局（EMA）等國際權威認可。
自從2018年放寬上市規則、容許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來港上市，香港便成為中國生物科技及生物醫藥公司上市的首選地。理論上，香港也應該是這些公司建立研發和臨床中心的首選地，但一而再被新加坡捷足先登，香港對此不得不正視。
藥明康德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稱，選擇新加坡建設研發和生產基地，是因為當地擁有快速發展的生物醫藥集群、生命科學產業生態鏈，同時也具備生物醫學人才儲備。事實上，新加坡自2000年起把生物醫藥列入國內的四大經濟產業後，政府一直推出不同的鼓勵措施，不單向生物科技公司提供直接的稅務減免，企業稅低至15%；同時致力培養及輸入生物科技人才，提供住房補貼、子女入學津貼等。新加坡經濟發展局（EDB）亦積極為海外醫藥企業提供政策支援，幫助其搭建夥伴關係，至今已發展出一套成熟的產業配套，對於藥明系最新的兩項投資，EDB均給予了支持。
管理體系欠缺規劃
香港也早在2000年就提出要發展生物醫藥，前行政長官曾蔭權2009年推動六大優勢產業，其中三項是醫療產業、檢測和認證產業及創新科技產業；至2018至1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，特區政府再把生物科技列為創新科技領域的四大優先發展範疇之一，發展始漸見提速。
上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離職前透露，過去5年政府投放了1500億元，涵蓋基建設施、基礎研究、人才培訓、科普教育、成果轉化、投資初創等；並推出創科旗艦項目InnoHK，建立了專注醫療科技的Health@InnoHK科技創新平臺，以吸引國際頂尖院校、科研機構和企業設立研發實驗室進行科研合作，迄今已有15間專於生物醫療科技的研發中心，匯聚不少在全球響噹噹的教授在香港做尖端研究。
既然擁有足以走向世界的生物科研實力，為何還會被新加坡捷足先登？首先，香港生物科技發展現時由多個部門和各個創科園區管理，企業來港需與不同單位對接，實在費時失事，未來必須設法精簡架構手續；香港在招商時也要表現得更積極和渴求，秉承以公司及新科技為本的原則給予靈活配合。
其次，香港欠缺高層次的規劃配套，不懂得如何把研究成果轉化成藥物，以及缺乏具有全球化視野的複合型創新高端人才。如何進一步提升香港生物科技研發吸引力，令更多跨國藥企來港投資是一個急需思考和解決的問題，也許是時候深入了解一下未來20至30年香港工業轉型，到底需要哪些人才？再因應不同行業所需調整各大學校主修科、科目和畢業生人數，以滿足中長期的潛在需求。
香港特區政府近年不斷加大科創投入是事實，問題是資金用得是否到位。香港的生物科技發展，目前主要由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處理，但旗下沒有生物醫藥的專屬部門，主要是靠科學園推廣生物科技投資，藥物監管審批則由衞生署把關。
另外，特區政府資助牽涉到多個政府部門，例如創新科技署、醫務衞生局、教育局等都有提供研發項目經費，但各部門只集中在各自的願景和目標中，缺乏整體統籌規劃，較易導致各項計劃不協調與資源重疊，申請過程重複繁瑣，更大大增加了科研人員的負擔。
藥物註冊制度僵化
隨著國家生物科技藥物產業發展一日千里，水平邁向國際化，現時愈來愈多創新藥在中美兩地同時獲批。香港過去幾十年沿用的「第二層審批」藥物註冊制度，要求藥物最少經七個指定國家中的兩個批準，提交兩張藥劑製品證明書（CPP）才可以申請註冊；但是，指定國家中並不包括中國內地，變相把在中國內地研發和獲批的新藥拒諸門外，即使美國FDA都認可，依然無法在香港通過審批，必須要等到有歐洲或澳洲等國家也亮綠才成事，如此僵化的制度明顯已不合時宜。
若果要推動兩地和大灣區生物科技和創新藥發展，應考慮把中國內地加入成為第八個指定國家，即是「中國+1」便可以獲批，容許已獲國家藥監局審批上市的藥物在港註冊使用；否則對留港或在大灣區做研發的人才不公平，對急需新藥治療的香港病人也不公平，剝奪了他們得到適切治療的機會或無法用成本較低的藥物。
本港沒有正式藥監局作為審批機構，也缺乏人力物力對藥物進行直接審批，因此國際藥廠選擇在有完整配套的新加坡落戶。香港要擺脫永遠依靠別人審批才有藥用的困局，除了參考及採納國家醫保藥物名冊，中長期可以利用大灣區優勢推動區內成為藥物臨床研究發展樞紐，例如允許藥物在大灣區完成銜接性試驗，確認藥物在中國人使用安全有效便可以申請註冊，甚至設立大灣區藥物註冊點都是可以考慮的發展方向。長遠會令整體社會得益，亦有助增加病人用到可負擔新藥的機會。
人才瓶頸窒礙發展
此外，人才瓶頸也是窒礙香港生物科技發展的困境之一。近年在特區政府鼓勵下，確實多了許多創新的生物科技公司和頂尖科學家來港，但在營運層面上要找到支持研發工作的人手非常困難。以用人工智能（AI）和機器學習做藥物發現的Insilico為例，創辦人是該行業的領軍人物，當初把總部從美國遷來香港，落戶到科學園，原本打算招聘30至40人，但一直請不到合適人才；後來到上海張江和蘇州開了創新研究室，兩年內成功招聘到300人，一度想過遷離香港。Insilico剛公布獲沙特國家石油公司（ARAMCO）和數個全球頂級公共投資者投資，但香港辦事處一直只能維持基本人手。
要避免其他公司因同樣理由離開香港，我們需要從不同途徑招攬或培育更多高中低層生物科技人才。首先，可鼓勵大學開辦MD/PHD課程，因為做生物科技不能單從科技角度看事情，多些有醫學背景的人加入，從醫生和病人的角度思考和提意見，可以避免閉門造車。其次，可探討擴展非本地畢業生留港或回港就業的安排，把香港各大學在粵港澳大灣區分校的畢業生也包括在其中，促進大灣區人才流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