圖:香港吸引更多生物醫藥公司落戶,必須在規劃、藥物註冊及人才等方面作出配合。
內地CRO(臨床研究外包)服務巨頭藥明康德(02359)及旗下藥明生物(02269)7月下旬宣布將於新加坡建設研發和生產基地,未來十年各自投資約20億新加坡元(約112億港元)。前者計劃建造先進的實驗室和設施,後者則新建一體化CRDMO(合同研究、開發與生產)服務中心,一舉將新加坡變成藥明系公司全球研發和生產網絡的重要連接點。此舉是對新加坡作為全球生物製藥中心的認可,同時為香港生物科技發展帶來巨大挑戰。
據行內所知,藥明康德落戶新加坡之前,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探討在香港設置研發基地的可行性,如今看來是覺得新加坡比香港更適合,而令人憂慮的是這並非單一事例。在此之前,同樣在港交所掛牌的金斯瑞生物(01548)也選擇在新加坡設置生產研發基地,並於今年2月正式投產。香港本是藥明系的首選地,但與香港科學園長期談判後,最後覺得新加坡招商引資的條件更吸引、進取和靈活,亦沒有那麼多繁文縟節。
內地生物醫藥巨頭頻頻落地,反映新加坡在跨國藥企臨床研究及新藥研發方面已成為區域性中心。
根據新加坡經濟發展局資料顯示,全球十大藥廠中,目前大多在新加坡設立廠房,國際生物科技巨頭安進(Amgen)、默克(Merck)、葛蘭素史克(GlaxoSmithKline)、輝瑞(Pfizer)、諾華(Novartis)等更設立了區域總部或製造中心。反觀醫療水平處在亞洲前列、擁有雄厚生物科研實力的香港,近年得到特區政府支持,在基建、科研資金、融資及人才等領域進行投資。雖然也吸引了不少出色、優秀的生物科技初創公司落戶,但是在吸引大型藥企長遠投資方面,有些裹足不前。
論生物科技研發實力,香港在亞洲區數一數二,亦為全球首個地區所做的臨床測試數據同時獲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、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(FDA)和歐洲藥品管理局(EMA)等國際權威認可。
自從2018年放寬上市規則、容許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來港上市,香港便成為中國生物科技及生物醫藥公司上市的首選地。理論上,香港也應該是這些公司建立研發和臨床中心的首選地,但一而再被新加坡捷足先登,香港對此不得不正視。
藥明康德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稱,選擇新加坡建設研發和生產基地,是因為當地擁有快速發展的生物醫藥集群、生命科學產業生態鏈,同時也具備生物醫學人才儲備。事實上,新加坡自2000年起把生物醫藥列入國內的四大經濟產業後,政府一直推出不同的鼓勵措施,不單向生物科技公司提供直接的稅務減免,企業稅低至15%;同時致力培養及輸入生物科技人才,提供住房補貼、子女入學津貼等。新加坡經濟發展局(EDB)亦積極為海外醫藥企業提供政策支援,幫助其搭建夥伴關係,至今已發展出一套成熟的產業配套,對於藥明系最新的兩項投資,EDB均給予了支持。
管理體系欠缺規劃
香港也早在2000年就提出要發展生物醫藥,前行政長官曾蔭權2009年推動六大優勢產業,其中三項是醫療產業、檢測和認證產業及創新科技產業;至2018至19年度財政預算案中,特區政府再把生物科技列為創新科技領域的四大優先發展範疇之一,發展始漸見提速。
上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離職前透露,過去5年政府投放了1500億元,涵蓋基建設施、基礎研究、人才培訓、科普教育、成果轉化、投資初創等;並推出創科旗艦項目InnoHK,建立了專注醫療科技的Health@InnoHK科技創新平臺,以吸引國際頂尖院校、科研機構和企業設立研發實驗室進行科研合作,迄今已有15間專於生物醫療科技的研發中心,匯聚不少在全球響噹噹的教授在香港做尖端研究。
既然擁有足以走向世界的生物科研實力,為何還會被新加坡捷足先登?首先,香港生物科技發展現時由多個部門和各個創科園區管理,企業來港需與不同單位對接,實在費時失事,未來必須設法精簡架構手續;香港在招商時也要表現得更積極和渴求,秉承以公司及新科技為本的原則給予靈活配合。
其次,香港欠缺高層次的規劃配套,不懂得如何把研究成果轉化成藥物,以及缺乏具有全球化視野的複合型創新高端人才。如何進一步提升香港生物科技研發吸引力,令更多跨國藥企來港投資是一個急需思考和解決的問題,也許是時候深入了解一下未來20至30年香港工業轉型,到底需要哪些人才?再因應不同行業所需調整各大學校主修科、科目和畢業生人數,以滿足中長期的潛在需求。
香港特區政府近年不斷加大科創投入是事實,問題是資金用得是否到位。香港的生物科技發展,目前主要由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處理,但旗下沒有生物醫藥的專屬部門,主要是靠科學園推廣生物科技投資,藥物監管審批則由衞生署把關。
另外,特區政府資助牽涉到多個政府部門,例如創新科技署、醫務衞生局、教育局等都有提供研發項目經費,但各部門只集中在各自的願景和目標中,缺乏整體統籌規劃,較易導致各項計劃不協調與資源重疊,申請過程重複繁瑣,更大大增加了科研人員的負擔。
藥物註冊制度僵化
隨著國家生物科技藥物產業發展一日千里,水平邁向國際化,現時愈來愈多創新藥在中美兩地同時獲批。香港過去幾十年沿用的「第二層審批」藥物註冊制度,要求藥物最少經七個指定國家中的兩個批準,提交兩張藥劑製品證明書(CPP)才可以申請註冊;但是,指定國家中並不包括中國內地,變相把在中國內地研發和獲批的新藥拒諸門外,即使美國FDA都認可,依然無法在香港通過審批,必須要等到有歐洲或澳洲等國家也亮綠才成事,如此僵化的制度明顯已不合時宜。
若果要推動兩地和大灣區生物科技和創新藥發展,應考慮把中國內地加入成為第八個指定國家,即是「中國+1」便可以獲批,容許已獲國家藥監局審批上市的藥物在港註冊使用;否則對留港或在大灣區做研發的人才不公平,對急需新藥治療的香港病人也不公平,剝奪了他們得到適切治療的機會或無法用成本較低的藥物。
本港沒有正式藥監局作為審批機構,也缺乏人力物力對藥物進行直接審批,因此國際藥廠選擇在有完整配套的新加坡落戶。香港要擺脫永遠依靠別人審批才有藥用的困局,除了參考及採納國家醫保藥物名冊,中長期可以利用大灣區優勢推動區內成為藥物臨床研究發展樞紐,例如允許藥物在大灣區完成銜接性試驗,確認藥物在中國人使用安全有效便可以申請註冊,甚至設立大灣區藥物註冊點都是可以考慮的發展方向。長遠會令整體社會得益,亦有助增加病人用到可負擔新藥的機會。
人才瓶頸窒礙發展
此外,人才瓶頸也是窒礙香港生物科技發展的困境之一。近年在特區政府鼓勵下,確實多了許多創新的生物科技公司和頂尖科學家來港,但在營運層面上要找到支持研發工作的人手非常困難。以用人工智能(AI)和機器學習做藥物發現的Insilico為例,創辦人是該行業的領軍人物,當初把總部從美國遷來香港,落戶到科學園,原本打算招聘30至40人,但一直請不到合適人才;後來到上海張江和蘇州開了創新研究室,兩年內成功招聘到300人,一度想過遷離香港。Insilico剛公布獲沙特國家石油公司(ARAMCO)和數個全球頂級公共投資者投資,但香港辦事處一直只能維持基本人手。
要避免其他公司因同樣理由離開香港,我們需要從不同途徑招攬或培育更多高中低層生物科技人才。首先,可鼓勵大學開辦MD/PHD課程,因為做生物科技不能單從科技角度看事情,多些有醫學背景的人加入,從醫生和病人的角度思考和提意見,可以避免閉門造車。其次,可探討擴展非本地畢業生留港或回港就業的安排,把香港各大學在粵港澳大灣區分校的畢業生也包括在其中,促進大灣區人才流動。